包公的故事已经属于历史。但是，这种鼓励法官“大义灭亲”的法律文化传统却保留下来。法官担任与自己案件有牵连的裁判官，如果他有道德自律性，能够“认定事实清楚”，“适用法律准确”的裁判案件的话，都会被冠以“青天”的美誉。这正体现中国人从古至今一直关注的是诉讼裁判结局的公正性－“实体正义”，而忽略了法律程序和司法裁判过程的正当性－“程序正义”。

       我们丝毫不贬低包公“铁面无私”的高大形象，但如果我们以现代法治标准来重新审视包公铡侄案，其处理案件的程序应该是不合法的。因为“合法”不仅仅是实体上合法，还要求程序上合法。本案的违法之处，至少体现在包公违反了法官回避制度的规定。设身处地想一想，如果列位看官是作为案件的另一方当事人，你会不会在心里暗暗担心：亲叔叔审理亲侄子，会不偏不倚的处理吗？能一碗水端平吗？如果列位看官是旁观者，你会不会这样做出推测：包公亲自审理自己侄子，并处以死刑，他本人会不会与本案有瓜葛，来一手“杀人灭口”，以掩盖自己的罪行。种种类似与此不利于包拯的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”的猜想，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包拯“包青天”的光辉形象。为了避免以上猜想的产生，毁坏“包青天”的形象，因此现代法治社会产生了法官回避制度。法官回避制度是源自于英国“自然正义”的一项基本要求：任何人不得作为自己的法官。这既是裁判者必须遵守的道德戒律，也是保证法律程序公正，实现法律程序正义的保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