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《吕氏春秋·离谓》中的记载，春秋时期郑国的大夫邓析可以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讼师。他能言善辩，精通法律，且乐于帮人打官司：“与民之有狱约，大狱一衣，小狱襦袴。民之献衣、襦袴而学讼者，不可胜数。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是非无度，而可与不可日变。”从当时发生的一个小故事便可略知一二：郑国境内发生水灾，淹死了郑国一个富人，其尸首被一渔民捞到。富人的儿子要赎尸安葬，因为古人强调先人要入土为安，但是捞到尸首的渔民要价太高，富人的儿子就找邓析出主意。邓析说：“不要急，他不卖给你，能卖给谁呢？”富人的儿子一想，是的，便回家安心得等。捞得富人尸体的渔人等急了，也去找邓析出主意。邓析道：“不要急，他不找你买，还能找谁呢？”故事的结局可想而知了，最终还是富人的儿子忍痛高价赎回父亲的尸首了。

讼师的“鼻祖”尚且如此，因此后世有关讼师的记载都是一些“不良记录”：讼师谙熟法律条文，善于舞文弄墨，包揽词讼，包打官司，极尽以曲作直、颠倒黑白之事，故又被冠以“讼棍”之称。

      法治社会中的律师不同于古时的讼师，律师是“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，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”。随着中国法治化进程的迅速发展，社会对律师的需求量增大，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亦非无偿服务，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，不少职业素质低下的无良律师将法律服务工作视为聚敛钱财的生意，泯灭良知，为求“生意兴隆，财源滚滚”，不择手段，上对法官请吃请喝，下对当事人坑蒙拐骗，不论受理案件的事实如何，惟利是图，收了谁的钱就为谁说话，甚至铤而走险唆使当事人提供伪证而触犯刑律，严重影响了律师职业的社会形象，与古时的“讼棍”无异，我国《律师法》第三条明确规定：“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，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。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”。这不仅是律师执业中必须遵守的法律义务，也是对执业律师提出的职业道德最低底线的要求。本人也不希望看到有一天，国人都咬牙切齿的说：“我们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让我们杀死所有的律师。”（莎士比亚戏剧《亨利六世》的一段名言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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